Abstract: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客观存在性、动态发展性和价值创造功能，本文从生产力的先进性、发展潜力和实现水平3个维度构建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熵权法测算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Markov链分析等方法刻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但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先缩小（2012—2016年）后扩大（2016—2021年），地区差异及其变化主要来源于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三大区域间的差异，东部与西部最大，东部与中部次之，中部与西部最小；区域内各省份间的差异，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布重心位于河南省内，并先向西（2012—2017年）后向南（2017—2022年）移动；新质生产力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标准差椭圆面积减小）；各省份新质生产力的相对发展水平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和“俱乐部收敛”趋势；地区新质生产力相对发展水平的变化受到邻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空间格局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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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创新政策有利于企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并能够优化供应链配置、加速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从而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发现：数智化创新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数智化创新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数字技术创新水平3条路径来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智化创新政策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效应存在城市和企业异质性，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以及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外围城市、中小城市以及大型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企业、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积极实施和推广数智化创新政策，加快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有效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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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生产力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容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增加企业的可利用资源、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企业资源利用的收益共享，从而增强企业的高增长性和低波动性，即增强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进的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样本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分析表明：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组织韧性，且既可以促进收入增长，又可以抑制收益波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减少非效率投资、促进共同富裕3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无论是组织韧性较强还是较弱的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都能显著提升组织韧性；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组织韧性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以新质生产力发展积累更多更优质的可利用资源、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促进收益共享和共同富裕，有效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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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提高生态效率，即以最少的资源占用实现最大的经济产出。数字经济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和较强的绿色属性，可以在增加经济产出的同时减少资源占用，从而提高生态效率。采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GDP与人均生态足迹之比测度生态效率，分析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生态效率，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生态效率；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门槛效应），表现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强；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和时间异质性，表现为对资源型地区的影响较小、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后（2015年之后）影响较大。此外，数字经济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源自促进人均GDP增长，但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其抑制人均生态足迹增加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重视和增强数字经济在减少资源占用和环境污染方面的功效，以更有效地提高生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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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并改善了信息环境，可以增强企业绿色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的动力和能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最终实现ESG表现的显著提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并对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增加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数字化程度提高的影响不显著；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增加绿色投资和加强环境管理来提升环境绩效，通过降低内部薪酬差距和提高产品质量来提升社会绩效，通过增加分析师关注度和改善内部控制来提升治理绩效；数字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产品竞争力较强和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促进金融科技与企业ESG表现深度融合，推进ESG信息公开标准化，强化对企业ESG表现的监督管理；企业应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着力于环境绩效、社会绩效和治理绩效的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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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发展能够产生规模效应、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绿色化转型，同时还能改善市场信息环境，缓解要素价格扭曲，减少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我国30个省份2010－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数字产业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来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高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地区，数字产业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表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利于数字产业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发挥。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以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化转型，强化数字平台建设以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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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外部监督效应提高企业绿色化转型意愿，通过信息改善效应增加企业绿色化转型资源，通过生产智能化效应提升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技术创新、生产水平、环境保护、社会评价4个维度的8项指标综合评价企业绿色化转型水平，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等路径来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该调节效应在重污染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重视和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以数智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有序推进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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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化经营，会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化学品和机械等生产性投入强度，并促进农作物种植结构“趋粮化”，进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采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的数据检验农地流转率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流转率提高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地流转能够通过减少农业化学品和机械投入强度、提高粮食种植面积占比来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因流转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农地流转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为：相比流入农户、企业的农地流转，流入合作社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相比采用出租转包、互换转让形式的农地流转，采用股份合作形式的农地流转具有更为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因此，应积极推动农地有序流转，不断完善农地流转机制，合理引导农地流转方向，并鼓励农地流转与农业碳减排项目相结合，以有效减少农业碳排放。